☆如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“数据”本身，而不是学问的真实“收成”。每天想的都是怎么“做论文”，发挥聪明才智，制造出漂亮的数据，挣得更多的“工分”，然后就可以顺利“晋级”，而不再是认真种田地、“做学问”，寻求真正的收成。
文｜黄仕忠
责任编辑｜刘小磊
在生产队的时候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挣工分。先给“劳动力”定级，全劳力（男社员）10分，女社员6分；劳力较弱者减去一二分，但相差并不大。每天晚上都由记工员在“记工簿”上作记录，同时还在队室门口的“工分上墙表”上标明，以便大家相互监督。社员来队部“看工分”，主要不是看自家的，而是看村里对头家的情况。生产队年终“分红”，依据的就是各家工分的多寡，扣除口粮等方面的预支之后，就能获取一年的现金收入。
那时候社员的日子十分简单，不用想东想西，因为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。在诸暨，稻种两季，春天什么时候做秧田、撒谷子，夏天什么时候开镰收割早稻，什么时候（通常是立秋前）必须完成晚稻抢种，都是由公社派发指令，每天在广播里播报。那时最是崇尚“科学”种田，通常由县科技社提供参数，由县里确定时间，公社负责监督，生产队具体执行，至于精通农务的“老把式”之类，早已落后、过时。谁都知道：听公社的就是对的。由于上头有明确的指令，明晰的时间表，也就有了考核的标准，各公社奋勇争先，每年都是提前完成“双抢”（夏天的抢收抢种）任务，接着便会从有线广播里传来县广播站播报的各种“喜讯”。不能按时完成的生产队，队长就会被召去公社，挨一顿臭批，然后怏怏地回来。
也有些生产队长还犟着头狡辩，说他们山沟里有许多是冷水田，日照短，熟得晚，按公社时间开割，就会“割青”（还未完全成熟），影响收成；根据以往经验，经过仔细盘算，晚割虽然会导致晚插几天，并不影响晚稻生长成熟。那些老年社员则倚老卖老，说什么古人也讲“不违农时”，阴阳怪气。诸凡此类，一律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：难怪说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，要求他们相信“科学”，就这么困难吗？
公社最关心的是“指标”的按时完成，那时实行“半军事化”管理，要求像部队打仗一样，严格执行。如有违反，很简单，就把化肥票、农田补贴之类扣下作为惩罚。这般来过几次，大家就都乖乖听话了。
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，按公社的指令去做，就是对的。说实在的，队里最后的收成，其实与公社也没啥关系，公粮的数额是早就规定了的，交完国家的，集体才能给社员分，剩下还有多少，就分多少；粮食不够吃，也不只是一队一村一家。那时无论好与不好，只要每家都一样，社员心态也就平衡了。但明面上的指标完不成，公社在各区的排名受影响，领导便要挨县里批评，影响评奖与升迁，所以确实不是小事，也难怪公社与大队的头头们很是焦虑与担心，不断到各小队来巡视，确保严格实施。
社员们私下也多有议论。那时以往擅长种田的“富农”已被管制，不敢乱说乱动，贫雇农人家，其实也不太懂，所以喜欢说闲话的，便是那些中农、上中农，仗着解放以前有十来亩田地，天天耕种，精打细算，自以为最懂得种田，说话阴阳怪气，诸暨话叫做“打头打脑”。直到小队会议上挨头头们一顿猛训，才乖乖地把嘴巴闭上了。
我们是个小村，自从土改之后，农民都有了田地。后来通过互助组、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，化私为公，土地就都变成了集体所有。接着“吃食堂”，真的吃了“大锅饭”。村里的一切，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，至于每年土地里的出产与收成，与个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各家之间唯一的差别，便是工分的多少。
平常日子，大家每天一起劳动，各人的工分相差其实不大。关键是双抢和水利建设时，那时实施“包工”制度，是挣工分的最好时光。因为要抢时间，再不允许吊儿郎当地“怠工”。社员先是分“码”（组），若干人为一码，然后每亩设标，每收割一亩、种植一亩，得多少工分。收割必须合作，插秧可以个人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哥作为强劳力，天未亮出门，天黑才归，最多时一天可挣40多个工分。
“包工”制度，核心便是数据，但数据是可以掺水分的。种田是良心活，全靠社员自觉。例如插秧按亩计算，当时讲究“密植”，但总有些“聪明人”，插时有意把行距加大一些，或者在田边保持规则，田中间放宽，便能省下时间，多挣工分。在社员心里，反正是大锅饭，收成与个人无直接关联，只要自己工分挣到就好。而队长最担心的也只是能否按时完成公社的要求，尽快达成便好，至于庄稼到底如何，反正它自己会长的。
其实平常日子，社员也大多是出工不出力，讲讲“畈外乱话”，说些荤段子，大家开心，把一个日子挨过去，工分到手便好。记得某次耘田时，我发现村里都叫“大嫂”的那位，最喜欢说话，别人弯腰细耘，她却站着与旁边的婶婶、姑娘说话，别人耘过往前了，她耘也没耘，顺着往前走几步跟上，继续说话。——“大哥”是大队的会计，所以旁人就当作没看见，最多丢个眼神叹口气。
那时还讲究“变农闲为农忙”，冬闲无事可做，就社员全体出动，把山地、沙滩开垦为“大寨田”，所以雨天、雪天也都忙个没完。新增的水田，最初两三年是免交农业税与公粮的，同时也是重要成绩，上报公社，还能得到表扬。但这新增的水田，原是毁了旱地而来，旱地本有产出，变成水田，收成明面上还是增加了一些的。但那时无论新田、旧田，大家都不曾好好耕种、用心护理，每年的收获非增反减，而一年的“工分”总额却在飞速增长。我记得1976年是全家工分挣得最多的那年，因为我这个最小的孩子也已中学毕业能挣工分了，谁知年终分红却是最少的一年！
原因无他，大家只按时出工，按件计酬，根本不在意庄稼到底长得如何。农民的习惯，只要不是自家地里的，便与我无关。所以只关心工分，不关心收成。每家的工分年年增，队里的收成岁岁减。在工分值最高的时候，每10个工分，分红时可换算为一元钱，但那一年，只有三角五分。后来听说还是我们浙江富庶，这都不算差，北方有些地方才有八分、一角的。
我们的口粮是按人头定的，每人400多斤稻谷（据我哥问当年队里的老会计，年成最好时曾分过最高的480斤），去了糠秕谷壳，相当于300多斤大米，平均每天不到一斤（最高那年才能超过每天一斤米）。但“双抢”那样高强度的劳作，强劳力一天要吃五顿：凌晨四点出工，晚上七八点收工，三餐之外，早上九点有早点心、下午三点为正点心。在没有油水的时代，胃口奇大。我读初中时去学工，用特大号饭盒蒸成满满一盒，相当于一斤半饭，吃完也没有饱胀的感觉。所以平时每餐都需要加杂粮，或以瓜菜杂粮代替。大米还是不够，就只能去买“黑市米”（通过湖区产粮地的亲戚私下买），要五角钱一斤。那时一个强劳力，就是一架吃饭机器，一年的工分数量看似可观，事实上所挣的还抵不了他吃下去的，等于是倒欠，即一个强劳力养活不了自己，却正是当时的现实情况。
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确定在农村实施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。以前我们队也经常搞“承包”，叫做“包工”，按量做完，就能得到工分，但不太去管是否做好，再说离收成如何还远着呢，社员便都敷衍了事。所以关键就是“联产”二字，把田地分给农民，让他们自己种植，无论收成多少，只要交了公粮、农业税之后，剩下的都归自己。因为都是“为自家种”，大家认真选种、精心护理，而再不用管何时种、何时割之类花哨的数据，这般才过得一两年，大家就都能吃饱饭了。
我那时已经读大学，暑假回乡，发现我哥哥其实只是早上和傍晚才出工，正午大太阳时，就在家里吹吹笛子，唱唱越剧。除了“双抢”，再不用那么整年辛苦，也不用将“闲”变“忙”，自讨苦吃，就是这般悠闲自得地过日子，饭便吃不完了。这让我很是纳闷：让农民吃饱饭，是几百、上千年都做不到的事情，现在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解决了，依然是一样的田地，一样的人群，究竟是施了什么魔法？
而今我在大学任教已近四十年，回首往事，似乎十分遥远，却又觉得近在眼前。依稀恍惚之中，似乎我正在学术的“公社”里劳作。公社听上面的指示，关注的是指标。对社员个人的考核，依据的是数据。在“科学”考核面前，老辈学者对于学术的经验与要求，正如“老农”一样过了时，成了数据管理时代的最大阻碍。如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“数据”本身，而不是学问的真实“收成”。每天想的都是怎么“做论文”，发挥聪明才智，制造出漂亮的数据，挣得更多的“工分”，然后就可以顺利“晋级”，而不再是认真种田地、“做学问”，寻求真正的收成。
尽管为此大家夜以继日，殆精竭虑，却因为未能“顺应农时”、遵循学术规律，又等不及作物（学问）自然生长，往往“割青”而导致歉收，达不到考核的要求，担忧教职不稳，神经未尝有一日可以松弛，再不能见到“快乐的学问”和学问的快乐了。于是我想，在当下的“学术公社”里，是否也需要来一场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改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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